六旬老兵和冠心病的一場硬仗
心臟支架 | 馬杰超 | 中國 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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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出身于軍人世家,父親曾參加策反傅作義、董其武兩將軍起義,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貢獻。然而,我并未享受過這份父輩用鮮血換來的榮譽,和很多家庭一樣,我的家庭也沒有逃過“文革”的風波。1966年,父親因歷史問題不清楚被隔離審查批斗,我也被迫輟學,自此,再也沒有進入過正規學堂進行學習。然而,即便命運如此不公,我依舊沒有放棄對學習的堅持。17歲那年,我以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的身份赴云南邊疆當知青,期間我表現突出,得以返城。自此,我的人生也開始出現轉機。1980年,經內查外調,父親得到了平反,1996年我加入中國共產黨,并多次被評為“十大標兵”、“優秀共產黨員”。

 

2002年我正式退休,開始業余創作,十多年來,走訪了許多個省,參觀了上百個紀念碑、烈士陵園、紀念館、名人故居,一心想著用文字弘揚英烈的精神。2008年11月,我發表處女作《知青紀念碑》;2010年至2012年,又以紀實錄的形式,撰寫了《知青紀念碑續集》和《再續知青紀念碑》等知青題材的書;2015年至2017年,我先后撰寫了《不容忘卻的記憶》、《永遠的豐碑》、《重走中國遠征軍之路》等歷史題材的書。2018年1月,我所撰寫的六部作品被“中國國家典籍博物館”“首都圖書館”兩大權威國家圖書館作為館藏收藏。

 

但是,我的創作愛好在2019年11月因為疾病而按下了暫停鍵。當時,由于胸口疼痛,我被送往了安貞醫院并被確診為冠心病。11月6日上午,我住進了安貞醫院CCU病房,下午,我感覺胸口疼痛難忍,隨后做了心電圖檢查,醫生說我病情愈發嚴重了,需要做心臟支架介入手術。沒有太多的猶豫,我便決定接受手術。經過醫生的快速施救,我堵塞的心臟血管中被準確植入了一枚支架,被醫生從死亡的懸崖邊拉了回來。

 

但是,我很快又陷入了對支架的擔憂,因為支架植入后不久,偶爾會感覺胸部有異物,血壓也出現了波動,睡眠質量變差,這一切都讓我懷疑:做支架真的是個正確的選擇嗎?我咨詢了同病房的病友,大部分病友都沒有這種排異反應,有的比我小二十多歲,先后放了五個支架都沒有反應。為什么我放了一個支架就有反應?

 

因為始終感到不安,我再次咨詢了主治醫生,醫生指導我放松心情、多聽輕音樂、少想胸部植入支架這件事。遵從醫生的指導,我的情況開始漸漸好轉,支架剛植入那會的癥狀開始逐漸消失。一個月后的復查,生化化驗與心電圖也都顯示我的身體恢復了正常!一顆懸著的心終于落下了,我感覺身體又開始重新屬于自己了。

 

獲得重生的我陷入了回憶:六十多年來的人生,經歷了四次劫難,唯有此次是最為兇險的。經歷過這次劫難之后,我愈發覺得余下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都彌足珍貴,我決定繼續自己的創作,目前,新書《永不褪色的記憶》正在創作之中!期間,我還飛去了加拿大探望孫子,和老伴在法國埃菲爾鐵塔下見證了四十年的紅寶石婚。

 

生活很美,讓我們一起向前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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